拯救医德——行医卖药都要讲医德

欲救中医，先救医德。医生行医要讲医德，制售医药也要讲医德。

古希腊医学的代表人物，希波克拉底(约前460-前377)，被西方称为“现代医学之父”，他曾建立了四元素医学模型——“四体液病理学说”，认为疾病乃体内四液(血、粘液、黄胆汁和黑胆汁)失调之结果，人体四液平衡则健康。

希波克拉底关于医德的系统论述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。至今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仍然是医学院学生最先学习的内容。

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中有这样一句，“我要凭我的良心和尊严来行医，病人的健康是我的首要考量。”此为世世代代医生们行医做人的准则。

但是，众所周知，在我们的社会里，从事制售医药的企业的医德在滑坡，他们在侵蚀整个医学界的医德。

药品不标示成分，特别是毒性成分，这在现代社会，无论是在食品业，还是在医药界，都是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。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在中国，这种现象还公然受到保密法“法律”的保护。

云南白药创制于1902年，国务院于1956年将云南白药处方列为国家机密，从此，云南白药就“合理合法”地“保护”了它的配方。

如果是在100年前，江湖医生卖自制膏药，为了更多地赚钱而不公开成分，还并不受法律约束。

但是，在现代社会，我们更关注的是患者的健康，而不是制药厂的利润。我们更关注的是公众的利益，而不是那种虚幻的“国家利益”。这种所谓的国家利益保护的是企业的利润，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健康，甚至是生命。

或许，云南白药可以辩称说：“在加工过程中，已使乌头碱类物质的毒性得以消解或减弱。……在2010年至2012年间，共生产销售云南白药1亿瓶、云南白药胶囊17亿粒，三年间共监测到涉及云南白药和云南白药胶囊的各类不良反应共计28例，主要表现为皮肤过敏、发痒等；未监测到严重不良反应。”(新华网，2013.02.06)

即使云南白药的所有成分都没有毒性，无过敏源，这种以“国家机密”为理由而“保护”药品配方成分的做法，开创了一个极其恶性的先例——国家可以不顾惜患者的生命和健康，公然将企业的利益置于公众的利益之上！

这种现象也说明，中国医药界医德的沦丧是系统性的，源自于国家层面上的。

同样地，我们在活熊取胆、虎养殖，以及其它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等方面上，我们都能看到一些类似的“国家”行为，涉及政府的多个部门。这些，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都已经有详细的介绍。

一个连患者的健康都不顾惜的政府，我们很难想象，它还会顾及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。

传统医学是古代先贤们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，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。中医对医学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在方法论方面的，包括系统和整体的医学模型，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疗措施。那种膜拜经典，一味死抱着濒危动物药不放的做法，完全背离了中医最基本的核心价值，绝非是在保护什么文化遗产(与其说是保护文化，不如说是保护利润)。

为什么有些中医医生从来不用中成药，因为他们对病情的理解更细腻入微，不想只用有限的套路。

为什么有些中医药企业不想放弃那些含有濒危野生动物的中成药，因为那是他们已经卖了上百年的摇钱树。他们不愿意再花钱开发新的中成药来替换。

单纯从一味药来讲，寻求替代品并不容易，人工合成更不容易。东西不一样，成分和化学结构不同，当然不能完全替代。但从治病的角度来看，方剂需要多味药组合和配伍，草药有几千种之多，一味药可以用多味药的组合来替代，有极大的灵活性。说“治某种病必须用某一味药”，这完全是对中医的亵渎。

濒危动物药能不能替代的问题，是一个试金石，对这个问题如何回答，能看出一个人的认识水平和立场。任何人说某种药“不可替代”，或者说缺了某种药就治不了病，说明他还不懂中医；如果中医的“专家”这么说，说明他学的只不过是方剂，学的不是医术，或者说还没有学会医术，或者说他只是卖药的，不是医生。如果现在的“主流中医界”都持这样的观点，说明中医已经衰落，或者说是堕落了。但我们绝对不相信这一点，所谓的“主流中医界”，可能只不过是少数医药企业的代言人而已。这些代言人在政府某些部门的支持下，“掌控着”中医界的话语权。

“生命所系，健康所托……”，是每一个医学院学生入学第一天所立下的誓言。我们真心希望所有的医生和医药生产者都能终生信守这一誓言，珍重患者健康、保护野生动物、爱护生态环境，洗心革面，为传统医学的发展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。